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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麦克风旅行──组织大师韩第的生命故事

2020-07-08来源:U绿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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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麦克风旅行──组织大师韩第的生命故事

文/查尔斯.韩第

我有没有兴趣给加尔各答(Calcutta,现在改名为Kolkata了)当地的商界人士办一个管理研讨会?英国领事馆问我,他们听说我要去澳洲,途中可能会经过印度。英国领事馆是个值得佩服的机关,工作人员优秀,但是经费不多,他们能提供的费用非常少。但是,我的经纪人伊丽莎白创意十足。「别付钱给他,」她说,「但是你们一定有很好的人脉关係,所以,可不可以替我们安排跟加尔各答最有意思的四个人单独见面,每人一个小时?」

于是,我们私下单独见到了总督,他是个乐天的马克思主义者;见到了德蕾莎修女,她身边环绕着好几位修女;还见到了大学的副校长,以及当地一位着名的艺术家。这样的经验是钱买不到的。从此规矩订下了。我们在全世界好几个国家都做了类似的约定,招待我们的地主,有关係、地位跟影响力,可是没钱。有时候,他们安排的是和政治家或民间领袖单独进餐,有时是拜访当地的企业、学校、博物馆或歌剧院,跟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碰面。这不但使我的演讲或研讨会更和当地人相关,也是认识这个世界与各色人等的有趣方式。

实情是,我不是个很好的观光客。我不怎幺享受去参观着名景点,或是在倾圮的古蹟里爬行,只为了说我到过那里,或是把景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。更确实地说,我可以说是所谓的社会学观光客,我喜欢观察一个国家怎幺运作,人民怎幺生活、工作,还有要是可能的话,去认识那些人。不当偷窥狂而能办到这点的最好方式,是在你想造访的地方做点工作。这方面我一直很幸运,这些年来,我接到许多邀请,去世界的不同角落演讲或开研讨会,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,接待我的东道主也都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关係作为回报,而且似乎再乐意不过。

不过,任何对观光客的协助,都比不上BBC的麦克风。多亏他们那位具开创精神、能力又强的製作人,我有幸得到机会为BBC策画若干广播节目。大多数人看到麦克风上那三个神奇的字母,BBC,就会非常乐意对着它说话,只要他们知道你没有什幺阴谋反对他们。在某系列节目中,他们要我重访我的生命旅程,探索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宗教追寻。我回到了出生地爱尔兰,以及牛津、新加坡、美国、温莎和托斯卡尼,去见现在住在那里的人,并回想我当年在那里的景况,以及我学到的关于上帝和生命的事情。那是个美好的机会,没有多少人能以这样的方式重述、重走一趟自己的生命,看看自己离开以后那些世界有了什幺改变。

我很尴尬地发现了不少事情,例如,我在年轻时是多幺无知,我在其中一些地方荒废了多少时间,以及我花了多久才长大,才不那幺关切自己,而开始对周遭的人发生兴趣。我记得1957年马来独立日(Merdeka Day)那天,我站在吉隆坡的一片草场上,看英国国旗最后一次降下,取而代之的马来亚旗帜升起,以纪念这一小块大英帝国的旧日领土得到独立。但是我也记得,那时我关心的是什幺时候我才能喝到一杯啤酒,却不关心我周围刚刚获得独立的人民心里的感受。

如果你帮别人拿麦克风,就不得不去听他们说话。而每一次,在每一个地方,你都感受到,有那幺一阵子世界是围绕着你正站立的地方旋转。对于你正在接触的那些人来说,他们的地方在他们眼中,的确是世界的中心。在乌干达报纸上找不到跟欧洲有关的任何新闻,是很理所当然的,更别提英国了,连在伦敦举行的四海一家演唱会(Live Aid,译注:关注非洲贫穷问题的慈善义演),都没有片语只字的报导。在纽西兰,地图把纽西兰放在地球的正中央,而英伦三岛屈居上方边角的一小块。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,等我回到了自己的中心,英国东英吉利亚(East Anglia)的田野,我发现自己很难记起,不久前才离开的千里之外的城市,那里的生活仍在进行。如果没有重大的灾难,如海啸、地震或粮荒,以及媒体的疲劳轰炸,我们不会被震出自己的世界;但是十天以后,我们又忘了这些事件。我是对新闻上了瘾的那种人,没有报纸,就若有所失,部分原因是它提醒我世界之大,超过了我看得到的地平线。

这是我们旅行的另一个原因,旅行提醒我们世界有很多个中心,每一个中心对生活在那里的人都很重要,他们关心的事跟我们很像,诸如生活、爱、学习、愿死后在世间留下典範。但是,他们的处境跟我们可以全然不同。例如,大吉岭的採茶人为自己的家人而自豪,但是当伊丽莎白在我们旅行中替他全家拍照时,他脸色严峻,一点笑容都没有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孩子长大以后会变得怎幺样,可能,他也不知道。他希望他们的日子更好,不要这幺苦,必须在烈日下从树丛摘下细小茶叶,装满背上的袋子。茶叶公司盖了一间很好的小学,免费开放给所有茶农的孩子,教他们读写算术。也许他们因此可以离开,去城里上更大的学校,之后到遥远的德里去上大学。但是,大城市的生活真的比他们父母的乡村生活更好吗?

这又是那个关于进步的老问题了。越多就越好?我们究竟能不能使这个世界停顿在原地,还是,我们必须不断推它往前走?那些绿色茶树丛如波浪起伏,上面有遮阳蔽荫的大树,假使採茶人的子女去上了大学,这样的田园风光会怎幺改变?他们会不会将茶园机械化,驾着巨大的机器穿过茶树丛?他们已经有一家工厂把叶子碎成粉末,製作即溶茶。那座工厂看起来像个小炼油厂,到处是烟囱和圆柱。他们说,这是市场要的东西。这也是进步,某种形式的进步。

你忍不住要怀疑。市场的力量是很无情,很难躲开,又很难避免竞争。如果你不顺其意,地球其他地方会有人听从它,卖东西给你的顾客。这就是我们的全球化,一个没处可躲的地球。可爱的、手採的、手工分级的大吉岭茶,那种会附在杯子边缘的茶叶,现在很罕见了,而且价格昂贵。我们珍惜每年从茶园寄来的耶诞礼物,但是每当我们品尝的时候,不禁要想,绝大多数的茶叶如今跟很多东西一样,都成了大宗商品(commodity)了。谁知道那个茶从哪里来,或是怎幺摘採的?或者,採茶人的收入有多少?谁管那些?公平交易(Fair Trade)运动的提倡人,还有理念类似的其他人,他们再怎幺努力,忙碌的购物者仍然只管买茶叶。市场把所有东西都推向一个公约数,推向一个物物皆同的世界。这样的效率是很高,但是很悲哀。差异确实能给人喜悦。

就是因为差异,所以我喜欢人口少的小国,就像我的祖国爱尔兰,以及乌干达、新加坡、纽西兰、斯洛维尼亚,或波罗的海小国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。要了解这些国家的状况,对我比较容易。我称这些国家为「跳蚤经济体」,跟主宰国际贸易的大象国正好相反。它们的差异才是引人入胜的地方,它们乐于维护那些差异,作为抵御全球市场複製力量的壁垒。它们绝大多数除了农田和人民的能力,一无他物。新加坡甚至连土地都没有,但若以人口数平均计算,它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爱尔兰也是,不过,那是近几年才发生的。斯洛维尼亚和爱沙尼亚都值得注意,而乌干达可能希望不大。纽西兰会不会也成为一级的富国?为什幺它们一个个这幺不同?我在旅途中能从它们那里学到什幺?

至少,我能学到一点经济学。根据我的假说,跳蚤经济体如果能以某种方式骑在某个大象国背上,它们的表现就会非常好。爱尔兰作为欧盟成员之一,受益很大。不只因为在它脱离开发中国家的过程中,获得许多补贴和奖助,爱尔兰政府以各种诱因鼓励外国企业(主要是美国)在境内成立公司,也是一大帮助。基于语言相同,而且劳动力教育程度高、年龄较轻,而工资暂时还算便宜,那些公司能以爱尔兰作为前进欧洲市场的跳板。

有那些外来企业帮忙,爱尔兰从农业经济立即转为知识与资讯经济,没有经历过去工业时代的烟囱工厂阶段。年轻的爱尔兰人热情地迎向这个新世界。基尔尼企管顾问公司(A. T. Kearney)编製的国际化排行榜中,爱尔兰名列第一,而且远远超出其他国家。它不但进口和出口的比例都更大,而且按人口比例,出国旅游、拨打国际电话的比例也最高。欧洲一直善待爱尔兰,但是爱尔兰本身也做好了準备,二十年前就投资高等和技职教育,并且同时展开招揽国际企业的行动。一旦那些企业开始现身,爱尔兰人就明白了受教育的好处,尤其是科技教育。因此,塞尔克老虎(Celtic tiger,译注:爱尔兰人属于塞尔克族,这里是比喻爱尔兰的经济成长跟亚洲四小龙Asian Tigers相当)于焉诞生。

纽西兰的人口和爱尔兰不相上下,而且跟爱尔兰一样,有很长一段时间跟英国市场关係紧密,十分依赖后者。英国这只大象虽然有用,但是太遥远。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后,纽西兰从帝国保护得到的优势已经结束,不再有大象可当靠山,或是作为出售货品的对象。她需要另找一头大象。澳洲不够大,而美国太远,所以大多数纽西兰人想到了中国。此刻,除了日渐降低的农业出口,纽西兰必须靠国内市场勉强过活,但因市场规模太小,无法让小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。

不过,纽西兰是个生活态度轻鬆的社会,地理位置离世界其他地方的危机很远,生活水準也还不错。它的人口大多数都认为,假如因为工作太辛苦而错过生活的其他方面,就太可惜了。我探视在那儿住了六年的女儿时,有天早上看到当地的水管工人来修理她的淋浴间,正在工作时,他的电话响了,很显然另外一个地方有人紧急要他去,一如水管工人的职业所需。结果,他的危机并非如我所料。他放下电话,对我女儿说,「抱歉,我得赶紧走了。海边的浪正大,正适合冲浪呢。不过,两个小时后我会回来。」女儿眉头没皱一下,显然在她住的滨海小镇,这是常有的事。

也许,这些老纽是对的。生活不只是经济,尤其当你住在美丽的土地上,马路空旷,海滩无人。可是,要使公共服务的水準能和世界其他地区并驾齐驱,经济必须有成长。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一定会互相较量,没有人有本钱落后太多,因为最好的公民会出走。经济成长是不留情的跑步机器,没人敢下来。总有一天,那些老纽会需要自己的大象企业,以及一个大象国作为卖东西的对象。

这个连结在一起的世界永远无法休息,哪个国家停顿不前,就十分不智,而每个成功似乎都是另一个问题的序曲。更糟的是,最终这条路会领我们上哪儿,没人清楚,假使还有那幺一个终点可言。或许,这趟旅程根本不值得这一切麻烦,或许,进步只是一个幻影,然而似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,只有继续走下去一途。一如生命的一切,我想。国家凭什幺跟我们不同?

全球化顶多只能说是有好有坏。至少没人能选择不要全球化,连寡民小国不丹都办不到;不丹已经逐渐被迫开放原本的封闭社会。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停下来了。然而,当企业和国家一直抢着向前,深怕科技落后时,全球化的确鼓励、甚至迫使科技扩散到各地。对于竞争优势毫不留情的追寻,使得奔忙的资本主义蜜蜂总是在寻找最新、最廉价的花蜜,永无止境。成本和价格因此得以降低,但是,蜂群也因此必须不断移向更新的领域,将知识技术散布得更广,就业和财富紧跟其后而至。那是好消息。坏消息则是,当蜂群移往下一个地方时,留下来的是一片真空,除非它们弃守的国度已经运用之前注入的金钱和技术,建立了本身的人才库,而且能保持人才不流往境外。

全球性的资本主义,本质上是贪婪、匆忙的。国家的考虑以世代计,公司行号则以年计,最多五年。儘管它们本意是好的,社会学家高夫曼(Erving Goffman)曾经称大多数企业跟地主国之间是「计程车」关係,亲密而短暂。地主国必须趁公司还在境内时,儘量利用它们,并且忍受其造成的部分错置(dislocation)的问题,不过,首先地主国必须引诱公司进驻。不幸的是,其中一种错置的情况,似乎是经济成长无法避免的后果。经济成长越快,最顶层和最底层的收入差距就越大,即使像英国那样,有个工党政府誓言要缩短贫富差距,也没有用。可怜的是,在收入差距增加的同时,健康恶化、忧郁症和暴力在低收入人口中,似乎节节上升。这是个矛盾,经济的成长经常带来社会的衰退。天下没有容易的事。

收入鸿沟的扩大,可以上溯至全球性的就业市场,在这个市场里,能力跟劳动力就和所有东西一样,可以跨国交易,以至于最好的人才有一个固定的国际价码,同样地,在收入的另一端,劳工也有一个国际定价。既强迫成本下降,同时又强迫某些价格上升,这就是市场的乖张作风。赢家全拿,一如某本书的书名所说(译注:可能指William Gallacher所着,谈期货交易的Winner Take All,中译本名为《稳操胜算》)。所以,富者越富,而贫者呢,即使以绝对价值而言他们的收入是多了,却被抛到更后面。我并不清楚要怎幺才能扭转这个趋势,不过,我们当然可以採纳更多方法来提高下限,把最穷的人带进市场经济,使绝对的贫穷成为历史。这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。到头来,假使富人想要不断变得更有钱,他们必须先协助穷人变得有钱一点,这样整个世界经济才能以级数成长。你说怪不怪?问题的起因是国际市场,而最好的解决方式也是国际市场。但是,这就是你必须弄懂的经济学。

带着麦克风的旅行,让我感到内疚。我觉得自己像偷窥狂,从外面观看别人的生活,却帮不上什幺忙。我自己基本上不受我们造访地点的困苦环境所影响,但有一趟旅行却不同。我们造访南非时,是曼德拉刚被释放之后数月,南非正步向首次真正的自由选举。我被排定将对一个大型的人事研讨会发表演讲,我们的主人好心安排我们去见几位工会领袖和非洲民族议会(ANC)党员。毫无例外地,他们拒绝谴责前政权,甚至连谈都不谈,他们的目光坚定地放在未来。之后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(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)是个非常好的方式,让大家勾销前愆,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起责任。我再次明白,一个国家除非接受了自己的过去,而且放下过去,否则无法往前迈步。假如它无法面对跟自己有关的真相,就会永远困在老问题里。我想到,爱尔兰是在它停止为过去的苦难哀悼,原谅了所谓的压迫者,为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时,才开始向前迈步的。不管对国家,还是对个人,这点都一样,而且也一样难做到。我离开南非时,印象很深刻,对其人民充满希望,儘管他们有那幺多的困难,我下决心要以他们为学习典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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